這件事情發生在1969年2月的劍橋(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劍橋城，在查爾斯河畔)。我當時沒有嘗試把這件事記載下來，因為我起初的目的是要把它忘掉，怕影響我的頭腦。現在，幾年過去了，我覺得如果我把這件事在紙上寫下來，別的人就可以拿來當作小說看，而且，我希望，有一天，這事對我也會變成一篇小說。我知道，這事發生的時候是很可怕的— 接下去的不眠的夜晚甚至更加可怕 — 可是這並不等於我講出來就一定會激起別人的共鳴。

那是上午十時，我坐在面對查爾斯河的一條長凳上。我右邊大約五百碼遠的地方，聳立著一座高樓；我從來不知道那樓叫什麼名宇。灰色的河水里漂流著浮冰。這道河流無可避免地使我思考起時間來 —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約公元前540-480，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的千年形象。我晚上睡得很好，我認為自己昨天下午講的課總算引起了學生們的興趣。眼前一個人影也沒有。

忽然間，我有了個印象（按照心理學家的說法，這跟疲勞有關係），覺得我從前也曾有過這個時刻。有個人在長凳的另一頭坐了下來。我是寧願獨自一人的，但是為了不想顯得自己性情孤僻，就沒有驟然站起身來走開。那個人開始吹口哨。就在這個時候，那天上午許多令人不安的事情中的一件發生了。他吹的口哨，或者說他想吹的口哨（我聽不懂音樂），是埃利亞斯•雷古菜斯（Elías Regules）一支古老的米隆加《廢墟La tapera》的曲子。它的旋律把我帶回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某個院落，那個院落早就消失不見了，還使我想起我的表兄阿爾瓦羅•梅利昂•拉非努爾Álvaro Melián Lafinur，他已經死了好幾年了。然後，他唱起歌詞來，那是開頭的幾行。這不是阿爾瓦羅的聲音，而是在模仿他的聲音。我認出了這個人，不免吃一驚。

“先生，”我說，轉身對著那個人，“您是鳥拉圭人還是阿根廷人？” “阿根延人，不過從1914年起就住在日內瓦，”他回答說。

我們沈默了很長時間。“是住在馬拉努路十七號——東正教堂的對面？”我問。

他回答說，正是。

“如果這樣，”我直截了當地說了出來，“您的名字就是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了。我也叫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今年是1969年，我們是在劍橋城裡。”

“不對，”他說，聲音是我的，不過有點兒變樣。他頓了一會兒，然後變得固執起來，“我是在這裡，在日內瓦，坐在一條長凳上，離羅納河(發源於瑞士，流經法國進入地中海的一條河)只有幾步。奇的事是，我們兩個很相象，不過您老得多，頭髮都灰白了。”

“我可以證明我不是撒謊，”我說，“我要對您講一講外人不可能知道的事情。您家裡有一隻銀制的馬黛茶壺，底部刻著許多盤繞在一起的蛇，是我們的曾祖父從秘魯帶來的。還有一隻銀制的臉盆，掛在他的馬鞍上。您房間的衣櫥里有兩排書：萊恩(Lane 愛德華•威•萊恩（1801-1876），英國東方學專家，著名的阿拉伯語學者)譯的三卷本《一千零一夜》，鋼刻插圖，每一章末尾有小字註解，基什拉(Quicherat路易•瑪•基什拉（1799-1884），法國語音學家)編的拉丁文字典；塔西忒斯(Tacitus科•塔西忒斯（55？-117），羅馬演說家、政治家和歷史學家)的《日耳曼》拉丁文本，以及戈登Gordon的英文譯本；加尼埃Garnier出版的一部《堂吉訶德》：里維拉•因達爾特Rivera Indarte的《血的表格》，有作者的親筆題贈；卡菜爾(Carlyle 托•卡萊爾（1795-1881），蘇格蘭作象，史學家及哲學家)的《舊衣新裁》：阿米埃爾(Amiel 亨利••阿米埃爾（1821-1881），瑞士詩人和哲學家)的一本傳記；還有藏在其他書後面的一本紙面小書，講的是巴爾乾半島的性生活風俗。我也沒有忘掉那個杜堡Dubourg大樓二樓的一個傍晚。” “是杜福Dufour大樓，“他糾正說。

“好吧——是杜福。這些夠了吧？”

“不夠，”他說，“這些證明不了什麼。如果我夢見了您，那很自然您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您列舉的書目，儘管長，卻毫無價值。”

他的反駁是合情合理的。我說，“要是這個上午和這次見面都是夢，那麼我們兩人都得相信自己是做夢的人。也許我們得停止做夢，也許不用停止。同時，我們顯而易見的責任就是接受這個夢，就象我們接受這個世界，生在這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上張望著、呼吸著一樣。”

“要是這夢還得做下去呢？”他著急地說。

為了使他也為了使我自己平靜下來，我假裝出一副很有把握的樣子，實際上我當然沒有把握。“我的夢至今已經做了七十年了，”我說。“無論如何，沒有一個活著的人醒來的時候不發現自己是跟自己在一起的。現在我們的情況就是這樣 — 只是我們是兩個。您想不想知道我的過去，也就是想不想知道等待著您的未來？”

他沒有開口，點頭同意。我就說了起來，有點兒昏頭昏腦：“母親身體很好，仍舊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卻爾卡斯街和馬伊浦斯街轉角的房子里，可是父親已經在三十多年前就去世了。是心臟病死的。半身不遂要了他的命，他的左手放在右手上，就象孩子的手放在巨人的手上一樣。他急於要死，都到了不耐煩的程度，不過沒有一句怨言。我們的祖母也是死在這所房子里的。臨死前幾天，她把我們都叫到身邊，說：‘我是個老太婆，就要死了，只是死得非常非常慢。你們誰也不要對這種普通的常見的事驚訝。’您的姊妹諾拉已經結婚，有了兩個兒子。順便問一句：家裡都好嗎？”

“都很好。父親還在那兒開他那種反宗教的玩笑。昨晚上他說：耶穌就象加烏喬gauchos一樣。加烏喬們是不喜歡約束自己的，所以他才用比喻佈道。”他猶豫了一會兒，又說，“您呢？”

“我不知道您要寫多少本書，不過我知道一定會寫很多。您會寫詩；寫詩會帶給您快樂，那是別人沒分享的： 您也會寫帶點兒幻想性質的小說。跟您的父親還有我們家裡那麼多別的人一樣，您也會去教書。”

我很高興，他沒有問他寫的書是失敗的還是成功的。我換了一種口氣，接著說：“至於歷史，已經又打了一次仗，還是那幾個對手。法國很快垮了台；英國和美國一個名叫希特勒的德國獨裁者打仗—-那是滑鐵盧戰役的循環。 1946年前後，布宜諾斯艾利斯產生了第二個羅薩斯Rosas，他長得跟我們的親戚十分相似。1955年，科爾多瓦省前來援救了我們，就跟上個世紀恩特雷里奧斯省一樣。現在局勢越來越壞。俄國霸佔了世界。美國被民主的迷信所困擾，下不了決心做一個帝國。日子一天天地過去，我們的國家更加鄉土化了。更鄉土化而且更加驕傲自大—一彷彿閉上了眼睛一樣。假使我們學校里不教拉丁文，改教瓜拉尼語，我也不會感到奇怪的。”

我敢說，他根本沒有注意聽。對根本不可能發生然而卻發生了的事情的恐懼，使他心驚膽戰。我從來沒有做過父親，對這個可憐的孩子——-他跟我的關係比我親生的孩子更加親密——不禁產生了憐愛。看見他手裡著一本書，我就問他是什麼書。

“《鬼迷的人 The Possessed》，或者，我相信，是《惡魔 The Devil》，費奧多爾•陀思 妥也夫斯基Dostoevski的。”他不是沒有一點虛榮地回答說。

“我已經記不得這本書了。寫得怎樣？”我一說出這句話，就覺得這樣問本身就是褻瀆。

“這位俄羅斯的大師，”他說，“深入斯拉夫靈魂的迷宵， 要比任何別人都好。”

這句如此講究修辭的話，在我看來，是他已經恢復鎮靜的證據。我又問，他還看過這位大師的什麼其他作品。他說了兩三本，其中有《兩重人格 The Double》。於是我又問他，他讀了這些書，能不能清楚地區別其中的人物，就象讀了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約•康拉德（1857—1924），出生於波蘭的英國小說家)的書那樣，又問，他是不是想繼續研究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作品。

“不完全想，”他說，有點兒驚訝。

我問，他在寫什麼。他告訴我說，他正在編一本詩集，取名《紅色贊歌》。他又說，他也考慮把它叫做《紅色節奏》。

“有何不可呢？”我說，“您可以舉出很好的先例；魯文• 達里奧(Rubén Darío 特文•達里奧（1867 1916），尼加拉瓜詩人，文學批評家)的藍色詩句和魏爾倫(Verlaine 保羅•魏爾論（1844一1896）、法國詩人，初期屬巴那斯派，後成為象徵派的代表人物。)的灰色詩歌。”

他不理我這些話，解釋說，他的作品將要贊揚人類的手足之情。接著又說，我們時代的詩人不可能承棄自己的時代。我想了一會兒，又問他，他是不是真的覺得自己是所有人的兄弟——例如：所有的殯儀員，所有的郵差，所有的深海潛水員，所有的住在大街小巷偶數門牌里的住戶，所有的啞巴，等等，等等。他回答說，他的作品里講的是最大多數的、受壓迫和被隔絕的群眾。

“您那個受壓迫和被隔絕的群眾，不過是抽象的東西，”我說，“存在的只有一個一個個別的人—--假使可以說有人存在的話。有個希臘人這樣說過：‘昨天的人並不是今天的人。’我們兩個，坐在日內瓦或者劍橋的這條長凳上，也許就是一個證明。”

除了歷史的嚴肅篇章之外，值得記憶的事件並不需要值得記憶的語句。一個人臨終的時候，會竭力回想孩提時候瞥見的一幅版畫；兵士們臨陣的時候，談論的是爛泥或者他們的班長。我們的情況是獨一無二的，而且，坦白說，我們都沒有思想準備。好象命里注定的一樣，我們談起了文學：我怕我說的無非就是我慣常跟新聞記者說的那些事情。 我的第二自我(原文為拉丁文alter ego)所相信的是發明或者發現新型的隱喻，而我所相信的卻是那種符合於密而明顯的親緣關係的和我們的想象已經接受了的隱喻，如：暮年和日落，夢境和生活，時間和流水的消逝。我把這個意見說了出來，若干年之後他會把它寫進一本書里。此刻他勉強地聽著我講。突然，他說：“如果您曾經是我，那麼您怎麼解釋您竟然忘了1918年您曾經遇到過一位老先生，他對您說他也是博爾赫斯？”

我沒有想到他會提出這麼個難題。“也許是那件事太奇 怪了，我故意把它忘掉的，”我沒有太大把握地回答。

他又想同一個問題，羞怯地說：“您的記憶是什麼樣子的？” 我明白，對一個不到二十歲的青年來說，一個年逾七十的老人幾乎就是進了墳墓的老朽。“我的記憶常常接近於遺忘，“我說，“不過它仍然找得到需要找的東西。我學習古英文，而且我的成績不是班上最差的。”

我們的談話已經太長，不象是一個夢了。我猛然有了個念頭。“我可以立即證明您並不是在夢中見到我，”我說。 “仔細地聽著這一句；這句詩，據我所知，您還沒有讀到過。”

我慢慢地念出了這句著名的詩句：“L'hydre-univers tordant son corps écaillé d'astres."(法文，意即：宇宙的九頭繹物扭曲著它那以星星為鱗片的身體。這句詩出自雨果的作品。)我感覺到了他的幾乎是恐懼的驚訝。他低聲地重復了一遍，品味著每一個光采的字。

“那是真的，”他支支吾吾地說，“我永遠不可能寫出這樣的詩句。” 維克托•雨果把我們拉到一起來了。

現在我想起來，在這之前，他曾經熱誠地背誦過惠特曼Whitman的一首短詩，詩人在詩中想起了他真正快樂的時候是在海邊度過的一個夜晚。

“要是惠特曼頌揚了那個夜晚，“我說，“那是因為他需要它而得不到它。如果我們把它看作是一種渴望的表示，而不是真正發生的事實的記載，這首詩就是成功的了。”

他張大了嘴瞪著我。“您不瞭解他！”他喊起來，“惠特曼 是不會撒謊的。”

半個世紀不是白白地過去的。從我們關於人，關於隨意讀書，關於我們不同興趣的談話中，我發現，我們兩人是不可能互相瞭解的。我們太相象了，也太不相象了。我們不可能互相容忍，以致談話發生了困難。我們互相是對方的一輻漫畫。這種情況太不正常了，不能持久。不論提出忠告還是進行爭辯，都是毫無意義的，既然，這是他無可避免的命運：要變成我這樣的一個人。

忽然，我記起了柯勒律治(Coleridge 柯勒律治（1772-1834），英國詩人和哲學家)的一個幻想：有人做夢，去天堂旅行，得到了一朵花。醒來的時候，他發現果真有那麼朵花。我想出了同樣的一個巧計。“聽著，”我說，“您有錢嗎？”

“有，”他回答，“我大約有二十個法郎。今晚上我請西蒙•奇契林斯基到鰐魚飯店吃飯。”

“告訴西蒙，他將會在卡羅熱Carouge行醫，而且幹得很好。現在，給我一個銀幣。”

他拿出三個大銀幣和幾個小錢。他不明白什麼意思，就給了我一個五法郎的銀幣。我給了他一張那種並不十分合理的美國鈔票；這種鈔票不論多少票面價值，都是同樣大小。他熱切地細看著它。

“這不可能，”他說，聲音都提高了。“上面是1964年的年份。這簡直是奇跡，而奇跡總是嚇人的。親眼目睹拉撒路Lazarus(據《聖經•新約•約翰福音，第11章講，拉撒路死了四天後，耶穌站在他墳墓邊，大聲呼叫說：拉撒溶出來，那死人就出來了。)復活，一定是可怕的事。”

我心裡想，我們一點兒也沒有變。總是說那些書本上的事。他把鈔票撕碎，收起了他手裡的銀幣。我決定把我手裡的那枚拋進河裡。這個大銀幣的一道弧線消失在銀色的河面，將會給我的故事提供一個生動的形象，但是運氣卻並不允許提供給我這樣的形象。我對他說，超自然的事情，如果發生兩次，就不再可怕。我建議我們第二天再見面，還是在這條長凳上，那麼這條長凳就會在兩個地方存在兩次。 他立刻同點：他沒看表，就說他要遲到了。我們兩個都在撒謊，我們也都知道對方在撒謊。我對他說，有人來找我了。

“來找您？”他問。

“是的。等您到了我的年紀，您也會幾乎完全失去您的視力的。您只會看見黃的顏色，看見亮光和陰影。別擔心。逐漸變成瞎子並不是一個悲劇。就象夏天徐徐降臨的暮色。”

我們沒有互相握手，就告別了。第二天，我並沒有去。 他也不會去。

我曾經對那次會面思考了很多，直到現在，我從來不曾對人講起過那次會面的事。我相信我已經發現了答案。那次會面是真的，不過那另一個人在眼我談話的時候，他是在做夢，這就說明瞭他怎麼會忘記了我。我跟他談話時，我是醒著的，所以這記憶仍然困擾著我。 另一個人夢見了我，但是並不確實。現在我明白，他夢見的是鈔票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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