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敏：
復仇之道——中西復仇文學的差異及其價值分析
時代文學(下半月)2007年03期，121-122
復仇作為人類社會共同的一種文化現象，在中西方都有久遠的歷史。古希臘的《荷馬史詩》、《阿伽門農》以及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等等，其基本主題之一就是復仇。《史記》記載了臥薪嘗膽、荊軻刺奏、趙氏孤兒等多個著名的復仇故事。《說岳全傳》中的陸文龍一節、魯迅筆下的《鑄劍》演繹的也是復仇。復仇在文學作品中得到如此廣泛的表現，其中必定有“深厚的人性基礎和複雜的社會根源”！！。
若非有共通的人性基礎，復仇就不可能在諸多形態不同的社會中出現；而若非有複雜的社會原因，復仇也不可能呈現出豐富的文化差別。
中西復仇文學在基本目的、情節上，表現出很大的相似性和可比性。因此可以在更廣泛、深入的文學文化層面上探討其中的異同點和所代表的意義。本文擬就從基本理念、人物塑造與情節設計三個方面，審視中西復仇文學的相異之外，並概括說明這種異質特徵的藝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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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與文學具有鮮明的現世功利目的，復仇文學的核心是對社會秩序最終穩定的關懷，因此竭力宣揚正義必勝的信念以及仁人志士勇赴危難的凜然正氣。復仇文學從宏觀的視角入手，寫人物時偏向於性格的類型化與單一化，常把忠奸蕃惡對立起來進行道德評判，有意識地省略了內在心靈衝突的描敘，具有鮮明的褒貶態度。在情節設計方面，復仇故事 “揭示真相”的過程表現出中國重視倫理傳承的文化特點，上一代的理想與使命可以交由年輕一代來實現。這樣就將衝突集中於外在的正邪鬥爭主線上，不僅便於從歷時的角度組織情節，而且完成了文化傳承的目標，突出了復仇事件的道德化結局，可以說，中國復仇故事作為某種精神文化載體，在人物與情節建構上都充分體現了中國人對善良與正義的渴望，是對一度失落的社會正義的重建。
相反，西方哲學與文化推崇個人的經驗、感悟與智力，傾向於將主觀與客觀、現實與理想對立起來，反思深省人與命運之間的永恆衝突。所以西方復仇文學沒有採用宏觀的人物二分法，而是偏重於現實與理想之間人物主體的矛盾，從微觀上透視人物性格上的弱點所導致的悲劇命運，以細膩的手法引起觀眾對人物命運的恐懼與憐憫之情，達到情感上的淨化作用。情節上，西方復仇文學著眼於對復仇具體過程的描繪，重視對犯罪責任的認定，重視逐步推行並時常反思復仇計劃，在此過程中呈現復仇者人格的發展與完善，最終達到對人生存狀態的終極意義的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