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佔時期的香港天主教

日佔時期的香港天主教

日本東京大學博士候選人倉田明子

1. 序言

　1941年12月25日,經過18天的戰斗後香港被日軍占領,就此開始長達3年8個月的日佔時期。本搞的主題就是探討日佔時期的香港天主教的實際情況。

其實在香港內外已有好幾本有關日佔時期的書,[1]其中也有概括日佔時期全般情況的,但是提及當時宗教活動的卻很少。有關香港天主教,《香港天主教掌故》一書介紹了幾件日佔時期的資料,但是香港教區的全面情況還沒有探討過。

1926年起擔任香港宗座代牧區的代牧,並在日佔時期內一直在任的恩理覺主教(Bishop Valtorta, Enrico)對當時的香港代牧區的情況有如下表達:“我們的聖堂,在正常時期,經常充滿教友,且有不數應用之現象。但如今,教友人數由二萬銳減至三千,使聖堂顯得冷清清;教會的活動亦大為消減,甚至有些完全停動”。[2]恩理覺主教又以“黑暗歲月”一詞形容過日佔時期,[3]那麼香港天主教會如何度過這 “黑暗”的3年8個月呢?本搞集中利用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處所藏的資料以及保存於香港或日本的日語資料,試圖明確檢討當時的具體情況。然而,因為筆者住在日本,在香港搜集資料的時間有限,這次能利用的是教區檔案處的資料中分類於“日治時期”的檔案,[4]那里還有有關恩理覺主教個人以及各個修會的資料,但是筆者沒有仔細看它們。還有一些如香港歷史檔案館的資料或當時報紙等可參考的資料,筆者都還沒有仔細調查,要作為今後的課題。希望本搞能夠作為日佔時期天主教研究的端緒。

2.日佔時期的香港與宗教

2-1 日本軍政之下的統治體制

日軍(第二三軍)完成占領後馬上開始組織軍政機構。1941年12月29日在半島酒店內成立軍政廳,以回復治安和維持香港社會的現況為基本方針,在第二三軍總司令官酒井隆之指導下設置總務,民政,經濟,海事,司法五個部門。後來日軍中樞決定由“大本營(日軍統帥機關)” 替軍政廳直轄香港,1942年2月20日成立香港占領地總督部,首任總督是磯谷廉介中將,參謀長是有末次上校。

下面是總督部的組織名單。[5]

　　　　　　　　　　參謀部(參謀長) 　　香港防衛隊

　　　　　　　　　　　　香港憲兵隊　香港警察

　　　　　　　　民治部(文教‧商業‧衛生‧庶務課)區事務所區會

　　　　　　　　財政部(金融‧稅務課)

　　　　　　　　交通部(海事‧陸運‧土木‧下水課)

香港占領地總督部　總務長官　　經濟部(產業‧軍事費課)

（總督）副長官　　報道部

　　　　　　　管理部

　　　　　　　外事部

　　　　　　　　　華民代表會　　華民各界協議會

統治香港上的種種問題都由總務長官之下的7個部門處理。同時,在總督部的統治機構內還有“華人代表會” “華民各界協議會”兩個由華人組織的咨詢機關。會員都是香港被占領後受日軍約束的華藉名士,為了順利進行日軍的統治,被日軍調動。

另外,參謀部之下成立香港保衛隊、香港憲兵隊以及香港警察。特別有關憲兵隊,很多研究書和回憶錄曾揭露過其暴行,證明香港市民經常遭受殘酷的對待。[6]

與英軍開戰之後不久,日本第二三軍決定占領香港後的主要政策,就是遷徙人口、發行軍票、約束重慶派要人以及華僑而利用於統治等等。軍政廳實行這些政策後,由總督部接辦。

戰前,大量難民為避開戰火從大陸涌過來香港。據說日軍剛占領香港時人口有差不多200萬,然而為了順利進行軍政,日軍以將香港人口減少到“適當規模”為當務之急,強行遷徙人口政策。只在軍政廳時期(1942年1,2月間)就有55萬4千人離開香港,此後到1943年9月底,又有41萬9千人離開。[7]另外,總督部亦征用工人送到海南島,據紀錄從1942年2月到1943年7月之間有2萬565個人被征去海南島。[8]如此急劇的遷徙人口政策強迫香港市民付出很大的犧牲。[9]

軍票流通政策也是很早就有的計劃, 1941年12月30日已在九龍設置軍票交換所,1942年1月5日又在香港島設置交換所,開始將港幣兌換軍票。1942年7月港幣流通被全面禁止,並且從以前的交換比率,軍票1對港幣2,也被改為1對4。結果,香港市民的資產通過兌換后大為減少。[10]

至于糧食和日用物質,總督部採用配給制。1942年3月,首先由白米的配給開始,接著煙、糖、食用油,下一年柴薪、炭、火柴也開始采用配給制。然而隨著軍票流通量急劇增加,物價上漲起來,配給價格也漸漸上漲,打擊市民的生活。而且至1944年4月白米只配給予協力軍政者,又至1944年12月只有直接協力軍政者可受配給。在這樣的情況下,特別是1944年4月以後的香港市民的生活陷于窘境,再加上盟軍的轟炸,日本即將投降之前,民眾幾乎不可能維持日常生活了。

以上所述的日佔時期的種種政策以及它們帶來的生活上的困難都直接影響到香港天主教會。

2-2 日本軍政之下的宗教政策

到現在保存下來的資料中,提及當時的宗教政策的文件非常少,但是1944年2月在香港出版的《軍政下の香港》一書里有如下簡潔說明總督部看法的一段:

當地的宗教大致可分為佛教、基督教、印度人宗教(回教、印度教)以及依中國舊習的寺廟齋堂等四種,其中佛教、印度人宗教、寺廟齋堂現在非常少,在指導監督上沒有特別的障礙。但是基督教,其內容很復雜,擁有各國信徒,且占當地宗教之大部分,所以政府當局特別慎重應付基督教會。至于堅實的日本佛教等其他宗教,當局儘量推動其進入。[11]

從這里可看出總督部特別關注對待香港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的方法。在新教方面,1943年2月香港基督教總會成立,當時有岡田五作牧師來協助,至1943年9月,鮫島盛隆牧師被派到香港,以 “最高顧問”身分當教會和總督部的仲介人。[12]至于天主教,恩理覺主教於1942年初就對宗座駐日公使請求派日藉神父和修女到香港。至1943年夏天,日本天主教會決定將1位日藉神父和2位日藉修女派到香港,但是11月中這3位搭乘的船在臺灣海峽被攻擊沈沒,他們都喪命。[13]以後再也沒有日藉神父或修女被派到香港,恩理覺主教至戰爭結束只能親自與總督部談判所有有關教會和修會的問題。

另外,除了淨土真宗、日蓮宗等日本佛教進來香港設置布道所之外,總督部又進行香港神社和忠靈塔的建設工程。忠靈塔的地點被選定於香港島金馬倫山,香港神社的用地則被選定於嘉諾撒醫院。[14]但是兩所建築都沒有完成之前日本就被打敗了。鮫島牧師對圍繞當時的香港新教的環境有如下表達:

日本的軍人,官僚,政客,教育家,警察人員等這些所謂統治階層的大員,一向視基督教為邪教,或竟視為危險的革命思想,所以有人加以輕蔑,有人仇視,有不少人甚至企圖力加撲滅。戰爭時,連在日本國內也已有多名牧師或信徒,毫無理由地被警察或憲兵所逮捕,拘禁,甚至繫身獄中,這些已非風聞,而是被證實了的事實。在國內如此,何況在外地戰場或占領地區,傲慢無知的戰勝者們驕狂成性,其壓制迫害更是頻仍無已。而香港常發生這事,更是不待贅言。[15]

實際上,對天主教而言,情況都是差不多一樣。而鮫島牧師的任務就是“深入信徒群中,為之排解困難事件,要做符合牧師天職的體貼諒解的援助”,[16]然而由種種因素導致,在天主教方面承擔“排解困難事件”的任務的還是恩理覺主教。

3. 日佔時期的天主教

3-1 日佔時期初期的教區及教會信徒的概況

　在香港成立教區以來,歷代監牧、代牧大致由意大利藉神父承擔,所以當時最多的是意大利藉神父(包括恩理覺主教)和修女,另外還有華藉、法藉、愛爾蘭藉、西班牙藉、美藉、加拿大藉等神父、修女於各自修會從事傳教、教育、福利等活動。戰爭開始前,除了主教座堂以外,在香港島和九龍有10座教堂和1座禮拜堂,在新界有35座教堂或禮拜堂。住在香港島、九龍和新界的信徒有21,500人。[17]

實際上,歐洲的戰況在日本占領香港之前已使香港天主教會受到一些影響。1940年6月意大利宣戰後英國成為敵對國,除了恩理覺主教和因病住醫院的神父以外的17位意大利藉神父就被扣留在赤柱拘留營。由于日本是意大利的同盟國,日軍占領香港後立刻釋放這些神父們。[18]

但是日軍占領香港後,屬于瑪利諾神父和女修會(the Maryknoll Fathers & Maryknoll Sisters of St. Dominic, Inc.)、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Missionary Sisiters of the Immaculate Concenption)、鮑思高慈幼會(Salesians of Don Bosco)等修會的美籍、加拿大藉等神父、修女們反而被扣留。1942年1月4日日軍出布告召集敵國人民,1月6日恩理覺主教向軍政廳致信,說明天主教的神父和修女,不管國籍,都是由教宗的命令被派到各地而從事傳教、教育、福利等活動,所以他們與各自國家根本沒有政治上的關係,並要求重新考慮要不要將他們扣留。[19]但是日方沒有答應此要求,瑪利諾神父和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的修女於1月20日被送到赤柱拘留營,瑪利諾女修會的修女則於2月8日被送到赤柱拘留營。[20]

日英正交戰時及剛被日軍占領的時候,香港的宗教活動如何,或到底可否繼續活動還不太清楚。據說,至少在新教方面,隨著日軍的占領,崇拜、布道等一切活動悉遭禁止。[21]由1942年4月16日的布告第十號,總督部要求所有要重新進行宗教活動的宗教團體以申報團體名、教派名、代表者及布道者的名字、使用語言、信徒的國籍和人數、活動內容、經濟情況等詳細資料來取得當局的許可。[22]看來要由此手續得到許可的宗教團體才可以依次再開始宗教活動。但是對天主教方面,總督部出這次布告之前似乎已有某些宗教活動或集會。

譬如,九龍塘瑪利諾姑娘堂(The Marylnoll Convent)剛開始戰爭的時候就被日軍接收其大部分建築,修女和神父們以軟禁狀態被留下,然而之間他們都可以繼續祈禱、做彌撒。而且他們被送到拘留營之後,在住房每日進行彌撒,每逢星期日就與其他被拘留者一起做3次彌撒。[23]

另外,1942年3月12日駐東非伊軍總司令官奧斯塔公爵(Amadeo II, Duca d’Aosta)[24]的追悼彌撒於主教座堂隆重進行,參加者以意藉神父、修女們為主, 還有幾位外國領事等。而且其前一天,就是3月11日,於香港島與九龍的所有教堂舉行另外特別彌撒。[25]

據教區檔案處的資料,恩理覺主教按照上述布告第十號於1942年6月21日交給天主教會的報告書。之後又為了向梵蒂岡報告,10月22日交一份教區報告書。[26]由這兩份報告書得知,僅僅從開戰前夜到1942年10月之間,在天主教會里就發生了很大變化。

變化之一就是各個修會都減少神父、修女、或教師等的數目。如瑪利諾修會,幾乎所有神父和修女被扣留後,他們都要回國或離開香港,在香港的活動就完全停止。其他修會雖然沒有那麼嚴重,但是由于經濟上的問題部分神父、修女還是要離開香港到其他地區。

至于教會信徒的數目,上述報告都說明因為不可能做正確的統計,沒載當時的信徒數目。然而教區檔案處的資料中,也有似乎是1943年進行的教會調查資料,載有主教座堂及香港島和九龍的9座教堂以及荃灣教堂的神父的名字和按國別統計的信徒數目。[27]對這些資料和1941年的《香港天主教手冊》所載的教務統計進行比較,每座教堂的信徒與戰前相比都大為減少。[28]住在香港島和九龍的信徒戰前一共有18,877人,而此時只有7,815人。當時正因為遷徙人口政策華人人口急劇由香港流出,可知其間相當多數的天主教徒也離開香港的。(參見附錄表1)

教區檔案處里還有1943年的教務統計(由1942年7月到1943年6月的統計),雖然沒載信徒數目,但是有載各個教堂或修會的神父、修女、學校的教師、學生和每個福利設施所收容人士的數目,以及在教堂或修會受洗禮者、受堅信禮者、拜領聖體者等數目。[29]據這份資料,當年的受洗禮的幼兒在香港島和九龍有179人,成人所受洗禮者則有459人,受堅信禮者有443人。與1941年《香港天主教手冊》的數據“幼兒受洗禮者656人、成人受洗禮者782人、受堅信禮者1047人”比較,還是有所減少。雖然由此可知日佔時期的天主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維持教會的活動,但其規模卻大為縮小。

至于新界的教堂,據1941年《香港天主教手冊》的教務統計,新界有西貢、大浪、元朗、大澳4個堂區,然而據1943年的教務統計只有大埔、荃灣兩個堂區。此統計都沒載信徒數目,但是據上述個別教堂的調查資料,荃灣教堂有70個信徒。[30]另外,據1944年11月交給有關部門的〈布道申請書〉的草稿,大埔天主教堂所管轄的教堂有5座──大埔敏圍、元朗舊墟、屯門良田村、金錢圍村、新田古洞村──華藉信徒一共有153人。[31]

除了宗教活動的縮小之外,由上述1942年的兩份報告中窺見的問題就是由日軍進行教會資產的接收。剛於1941年12月8日開始戰爭不久,很多天主教的教堂、學校、房屋等由于戰斗被破壞,而香港被日軍占領後,日軍馬上接收不少學校、福利設施、房屋等建築。再過一段時間後,日軍進行更大規模的接收,就於1942年9月為了擴張啟德機場,聖方濟各堂(St. Francis Church)和九龍城石鼓壟聖家學校(Holy Family Canossian Convent)被接收,另外巴黎外方傳教會總部(French Procuration Building)和嘉諾撒醫院也連接被接收。

有關接收問題,恩理覺主教於1942年3月與磯谷廉介總督見面後直接給他的書簡中早已提及過。其中恩理覺主教要求日軍要接收天主教會的設施或房屋時,特別是接收女修會的資產的時候,軍方斟酌情況向其修會提供適當的“援助”。[32]但是聖方濟各堂被接收之後,恩理覺主教則用“補償”一詞以更強硬的態度要求日軍妥善處理。這些有關由日軍帶過來的破壞和接收的問題,之後一直延續到日本降服那一天。

3-2 日佔時期與總督部進行的談判 ----教會資產的接收與補償問題

在這些補償問題的背景有軍政統治給天主教會帶來的慢性經濟危機。由信徒捐獻或學生所交納的學費來維持的教堂和學校,由于人口急劇遷徙失去其收入,並且很多設施和房屋被破壞或被接收,租金的收入也幾乎沒有了。而且匯豐、華比、渣打等“敵性”銀行被關閉,當處理其資產的時候,只發還百分之二十的存款。所以很多修會大為減少自己的資產。[33]同時,物價漸漸上漲,剛開始被占領的時候已經很明顯,他們的生活早晚會陷于困境。

對于各個修會的經濟上的問題,基本上其修會的總部或者總部所在的國家扶助他們。恩理覺主教不但要統管整體香港天主教會,如教堂、神學院等有關教區的資產的問題由他來負責,而且另一方面,他又作為意大利修會之首領,要負責向意大利國請求扶助由意大利過來的修會。下面首先看圍繞教區及意大利修會的資產的補償問題。

當日軍要接收聖方濟各堂和聖家學校,恩理覺主教即刻向總督部致信要求先詢問梵蒂岡的意見,但是日方於1942年9月強行接收。雖然總督部肯定將來補償損失,但是恩理覺主教主張賠款的交涉應該得到梵蒂岡的認可之後進行,總督部則要求在當地的當事者互相商定賠款。後來總督部外事部和恩理覺主教之間有幾次會談商量賠款,但是恩理覺主教堅持要求下決定之前詢問梵蒂岡意見,交涉沒有終結。而且會談中恩理覺主教主張的資產價值與外事部所提示的賠款之間有很大差別,交涉遲遲不進。[34]

其間,為了打開意大利修會所面臨的困難局面,恩理覺主教向駐廣州意國總領事請求援助,至1943年7月取得駐廣州總領事的承諾要援助意大利修會的生活費。[35]但是其款項過了1個月都沒有匯款過來。所以恩理覺主教為了拯救陷于困境的意大利修會終于向總督部外事部請求將日方曾承諾過戰後支付的賠款之一部分作為當前的生活費交給修會。就此再開始談判有關聖方濟各堂和聖家學校的補償問題。但是因為外事部所提出的賠款與恩理覺主教所主張的價格相差懸殊,恩理覺主教表示強烈抗議,然而在沒能接到駐廣州總領事的任何音訊的情況下,至1943年10月,他終于決定接受外事部所提出的賠款。外事部對聖家學校所支付的款項為軍票4,163.5圓,比在4月間進行的談判中外事部所提出的款項4,487.5圓更少。至于聖方濟各堂及附屬的大同學校,賠款只有軍票7,583.33圓,就是4月間外事部所提出的款項22,750圓的3分之1。而且總督部以此為“賠款的總額”。[36]儘管如此,因為意大利修會的困境已經到了極限,他們只能接受此款項。

到1944年情況更加緊張,因為香港通過進口才能確保糧食,物價的上漲越來越激烈。比如說,配給米的價格當初為軍票0.2圓1斤,而1942年10月被提高為0.3圓,1943年9月又被提高為0.375圓,至1944年1月一下子上漲到0.7圓。配給米是每人每天只能買6兩4米,不夠的話,要在市場買。而市場米的價格上漲的更激烈,1943年5月的時候已經是軍票2.05圓1斤,至1944年5月就超過5圓,有人說日佔時期末期甚至騰貴到200圓1斤之高。[37]於如此環境下,特別是一直照顧很多孤兒或窮人的嘉諾撒仁愛女修會、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等都以困苦的生活為常態。鑒于這些情況,恩理覺主教不僅就意大利修會的問題,還作為香港天主教會整體的問題,再次向總督部提出日軍所接收的資產的補償問題。

1944年3月14日,恩理覺主教與管理宗教事務的總督部民治部文教課課長木村二朗會談,再次主張因為當局接收很多天主教修會的資產,對由此失去收入而陷入困境的修會提出生活上的援助才是公平,取得木村的承諾以後會檢討這個問題。恩理覺主教又書面提出一個開始交涉之前都可以采取的措施,就是當局對天主教修會的成員以及孤兒院等設施所收容的人士繼續提供配給米,因為當時總督部已經決定4月15日起停止向一般無差別的民眾配給白米,此後配給的對象只限于協力軍政者。就此要求,不少修會領得特別配給的許可。[38]

6月6日,外事部部長服部恆雄告訴恩理覺主教政府會對個別修會提出支援,所以需要支援的修會要將該會的詳細經濟報告提交給政府。但是最後按照政府的要求提出報告並申請支援的修會只有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和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而已。由決定不接收總督部支援的修會致恩理覺主教的書信看得出他們對總督部不期待實際的支援,反而擔心政府乘機更加幹涉。而從結果來看,不出他們所料,此支援計劃被日方拖延。[39]

於1944年3月間,恩理覺主教提出了另外一個有關嘉諾撒醫院的問題。關于嘉諾撒醫院,於1942年9月4日發過通知日軍要接收,儘管恩理覺主教要求日軍首先向梵蒂岡詢問其意見,但是日方9月間強行拆毀醫院建築並平整地基。然而此問題1943年9月開始為意大利修會進行的補償交涉中沒有提及過。1944年3月恩理覺主教提出的問題就是有關嘉諾撒醫院用地內的樹木,就是總督部曾經承諾過,如果將來要砍伐該地的樹木,嘉諾撒女修會就有權領取那些樹木作為她們的柴火,然而後來總督部違約,砍伐樹木也不給修女們柴火。恩理覺主教主張她們本來可以領取25,000-30,000斤的柴火,所以總督部應該給她們支付合適的柴火費或允許她們自己砍伐與她們應該領取的柴火相當的樹木。到4月外事部提議向嘉諾撒女修會支付醫院的建築的賠款軍票為11,400圓,但是嘉諾撒女修會以“可笑之極”為理由拒絕領取。因為戰前估算的該醫院的價值有港幣483,730元,將它簡單地換算軍票,也有121,200圓的價值。恩理覺主教也就此款項痛斥“它連與被拆毀的醫院的磚和備件的總額不相抵”,而重新要求合適醫院的建築、用地以及30,000斤柴火的補償。但是日方對此至12月還沒有回答。[40]

如此,有關天主教會資產的補償問題由1942年9月連綿繼續,但是各個修會能夠得到的賠款實際上非常少,無論如何也救不了各個修會所面臨的經濟危機。

3-3 日佔時期的教育與福利事業

教育和福利是天主教會對香港社會特別做出貢獻的領域。於教育方面有小學、中學、工藝學校、修院(神學校)等,而福利設施有孤兒院、盲人學校、醫院、安老院等。

首先看教育事業。日軍於1941年12月8日開始攻擊香港,香港的所有學校便不得已而停課。後來按照總督部公布的〈私立學校規則〉,部分華人學校領得當局許可之後可以重新復課。據說,1942年5月1日有20間私立學校領得許可重新開辦,再於8月7日有9間私立小學重新開辦。[41]1943年初的統計,有34間中、小學,計香港島19間,九龍9間,新界6間,學生有3,200人。[42]又據1943年末的統計,有27間小學和15間中學,小學生有14,600人,中學生則有1,700人。[43]據天主教會的1943年的教務統計,天主教修會主辦的小學有8間(學生有2,940人),中學有5間(學生有363人),從學校的數目來看,全香港的中、小學的大約3分之1就是天主教修會主辦的學校。[44]

最近出版的一本口述歷史書里面有當時於寶血女修會所辦的德貞學校(中、小學)和嘉諾撒仁愛女修會所辦的聖嬰小學當過老師或學生的人士所留下的口述。在德貞女子中學讀過中一、中二的霍蕙聲先生如下表達:

德貞由天主教寶血女修會創辦,修女親自任教。學校為全日制,早上八時多上課,中午回家吃午飯,下午再上課。兩班共用一個課室,屬復式教學。學生可穿便服上學。還記得我曾自己拿錢到學校交學費。此外,德貞雖為女子中學,也收男生,那時我班上有二十多人,男生四人,女生十多人。......學校的課程和現在大致相似,有化學、生物、地理和曆史等。[45]

當時總督部規定在華人學校也要以正規課程講每周4個小時以上的日文課,[46]但是就日文課霍先生說:

淪陷時期,不准學英文,教育部也派人到學校教日語。日語老師懂一些廣東話,有時也會以廣東話教日語,我想他可能是日本華僑。我們很抗拒這科,每年學期初老師問我們去年的學習進度,我們總說不清楚,於是又從拼音開始學習,結果日語水平只停留在拼音階段。除了學拼音外,也學唱一些日文歌曲,如日本國歌,和一些簡單會話。我們每星期只有一堂日文課,時間太少,也不可能學得好。[47]

當時在德貞小學當老師的譚月華修女也說明初小一至三年級學生不用學日語,四年級才開始學習日語發音及簡單的會話。[48]當時在灣仔聖嬰小學讀書的黃子玲女士也說明一星期只有一節日文課。[49]看來,總督部所強制的日文教育只裝模作樣而已,也沒有實際的效果。

就聖嬰小學黃女士又說明,“聖嬰有教會背景,也有錢,那些姑娘很有愛心。......同學如果沒有米交學費,可以減免,不像灣仔堂般有人上門追學費,人情味較濃。”[50]如上所述,嘉諾撒女修會的經濟情況一開始占領就陷于困境,但是儘管如此,還可讓學生感到“人情味較濃”的。黃女士說,他要每個月拿個小布袋裝米去學校交學費,後來家中很艱難,沒有米交學費,但家人仍堅持讓她讀書。反過來說,學校方面雖減少收入也堅持上課的,其背後有修會的刻苦努力。

此外,華南總修院、香港教區小修院、聖多明我會修學院這3所修院,它們都繼續上課,據1943年的教務統計, 這3所修院的學生分別有53人,13人和11人。[51]

至于福利事業, 恩理覺主教做出了獨特的貢獻。於1942年9月以恩理覺主教捐獻給華民代表會的軍票5,000圓為基礎成立“華民慈善總會”,擔任“統籌、計劃及指導慈善事業”的角色,為香港本地華人利益從事籌集和分配捐款的工作。[52]

1942年6月間,他又以教宗匯來的款項設立基金援助香港戰犯和戰爭受害者。為戰犯提供了港幣45,000元,總督部將此款項分別交給日英藉傷兵和俘虜以及被扣留者。至于戰爭受害者,恩理覺主教“不分種族和宗教”而分配給他們救濟金,然而, “天主教機構、女修會、孤兒院、修院,倘沒有糧食的話,有優先權領取援助”。[53]

此外,個別天主教修會也從事福利事業。雖然部分設施被日軍接收,但是孤兒院、安老院等領得總督部的一定的扶助繼續辦理。據總督部的1943年底的統計,在香港有9間孤兒院,收容1,144人,有2間安老院,收容196人,還有1間盲院,收容32人。[54]據天主教會的資料,1942年10月的時候有6間收容孤兒的設施(包括學校)和1間安老院。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和嘉諾撒仁愛女修會都有收容盲人的設施,但是哪一間為總督部所認可的“盲院”還不太清楚。[55]總之,可知得總督部認可的大部分福利設施是屬于天主教修會的。此外,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寶血女修會等為市民開設診療所,其中也有向窮人提供免費診療的。

承擔福利事業的修會主要是女修會。實際上扶養幾百個孤兒或老人確實不容易的事情,比如,就嘉諾撒女修會而言,只有政府資助和捐助的話完全活不下去,所以有的修女去教授音樂或語言,有的去以縫紉打工,有的去種菜來賺錢,還不夠錢的時候又去賣家具或建築等修會的資產來彌補赤字。[56]她們甚至直接訪問日本人的公司募捐。[57]

同時盟軍的轟炸也越來越激烈,1943年、1944年間就有近十次的轟炸,至1945年就不計其數了,而且轟炸的規模和受害更加嚴重。連續不斷的轟炸中,天主教修會辦的醫院有時接收軍方傷人,比如1944年12月聖保祿醫院接收過由於轟炸太古船塢而受傷的100個工人。[58]

如此,在日佔時期的苛刻的環境下,天主教會,特別是女修會在教育和福利方面做出很大貢獻。

3-4 日佔時期末期的教區及修會的情況

　有關1944年以後的香港教區的情況,已經沒有教務統計等資料,很難以具體的數字來說明。就各修會的會員和其設施所收容人士數目而言,在恩理覺主教於1944年3月向總督部要求補償而寫的信中付有統計表,比較清楚地表示當時修會的情況。(參見附錄表2) 至于1944年以後的一般信徒的情況,這次筆者所閱覽的教區檔案處的資料都沒有提及到,各座教堂到底有多少信徒也不可知。只能由戰後恩理覺主教所講的“教友人數由二萬銳減至三千,使聖堂顯得冷清清”這一詞可推想而已。實際上,由1944年後半年到1945年8月日本降伏的那天為日佔時期中最辛苦的日子。

1944年4月停止白米的一般無差別配給後,對部分天主教修會的白米配給於1944年12月31日全面停止,糧食籌備更加困難。[59]據恩理覺主教的回憶,米價有時上漲到軍票2百圓1斤之高,他只能讓修會“變賣所有能變賣的東西,或借錢,或將修院按揭”而“繼續下去”,然而不久捐款源源而來,“無名氏者有,非基督徒也有,而且都非常慷慨”,所以他們能夠“終於贏了這場仗”。[60]其實,恩理覺主教當時不只等待慷慨人士的協助,還繼續努力向總督部要求補償。

1945年3月30日,為了救濟嘉諾撒女修會和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恩理覺主教再次向總督部要求以米補償嘉諾撒醫院及巴黎外方傳教會在薄扶林所擁有的地皮上的樹木(就是柴火)。[61]但是這次他對外事部的一位下級文官牧村敬次提及此問題,不像以往向外事部部長直接致信,而且此後到戰爭結束,恩理覺主教幾乎只與牧村交涉,情況怎麼不佳也不再試圖與外務部的高層官員直接談判。據教區檔案處留下的資料,牧村1945年初為了恩理覺主教訪問扣留營儘力,又於1945年2月安貧小姊妹會(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所管理的九龍城安老院被逼遷移的時候,按照該修會及恩理覺主教的要求安排事情,並很快以米補償其損失,看來牧村是對恩理覺主教和天主教會采取非常同情的態度的人物。[62]有可能因為有這樣的人可作為交涉對象,甚至有時為了恩理覺主教居間調節,所以恩理覺主教才決心再次提及幾個月一直沒有進展的補償問題。

然而4月4日發生了大事,就是由于盟軍的轟炸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的孤兒院被破壞,並且有7位修女和50名孤兒喪命。[63]結果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管理的醫院和學校等都不得不關閉,她們的活動就此幾乎停止。僥幸未死的169名孤兒分別被收容於嘉諾撒女修會和保良局,但是它們都扶養不起這麼多的新的孤兒,最後似乎由牧村與澳門主教進行交涉,讓澳門的天主教會所辦的孤兒院收容這些孤兒們。由轟炸中逃生的63位修女們,以售賣沒有燒掉的木料和廢品來籌劃出生活費。[64]

此後,有關補償嘉諾撒醫院及巴黎外方傳教會的薄扶林地產的樹木的交涉有進展,於4月24日牧村向恩理覺主教答應總督部會支付10,000斤白米。[65]牧村開始與涉及砍伐的部門談判,要它們付出賠款,然而因為幾個部門涉及砍伐,談判遲遲不進。6月間,通過牧村的協助總督部向巴黎外方傳教會支付300斤白米的薄扶林建築的賠款,但是以往答應過的樹木的賠款10,000斤白米還沒支付。恩理覺主教再三催促後,於7月22日牧村回答說,目前能夠確保的白米只有約定的數量的十分之一,1,000斤。牧村表示再繼續努力,恩理覺主教相信他而決定再等。最後,日本即將投降之前,支付3,000斤白米於嘉諾撒女修會和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對此,恩理覺主教如下表達: “雖然〔這次支付〕延遅得譲我非常焦急並氣憤,但是我知道你實際上竭尽全力,所以我對你的個人努力衷心表示感謝。”[66] 恩理覺主教於8月15日寫這封信,這就是日本投降的那一天。這次補償交涉實際上成為恩理覺主教依靠牧村的“個人努力”,為天主教修會確保糧食供應做出的最後的救濟方案。

4.結論

如上所述,香港天主教會雖然被逼處於困境,但是仍然堅持度過這長達3年8個月的日佔時期。

因為香港總督部當初設定的施政方針中,他們確認天主教為香港的主要宗教之一,為了安定民心采取承認其宗教活動的態度,所以特別在日佔時期初期,天主教會的宗教活動和教育及福利活動比較少遭受妨礙或被禁止。在有很多限制的情況下回復的香港的教育或福利上,天主教修會於開辦學校、孤兒院、安老院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

然而,在另一方面,教區或修會的不少財產被日軍接收,遭受經濟上的很大打擊,而且日用物質的配給制以及對生活和各種活動的嚴格管理方式使修會和信徒過著不自由的生活,這都是無可置疑的。又常常發生憲兵或士兵破壞他們所接收的教堂或修會的建築及聖像等事,而且隨著戰局的惡化,確保糧食的問題越來越大。而對這些問題,作為天主教會的代表,恩理覺主教經常當做與總督部交涉的窗口。他與外事部部長、憲兵隊長等總督部的高官談判,有時向參謀長、高級副官,甚至是向香港總督致信投訴,為了保護香港天主教會的修會、信徒、孤兒和老人而繼續交涉。沒有恩理覺主教的努力,各個教堂和修會所面對的困難應該更加嚴重。

直到日佔時期的末期,恩理覺主教認識到牧村,這個比較認真地為天主教會辦事的日本文官。由教區檔案處的資料來看,牧村是恩理覺主教叫做“朋友”的惟一一個日本人。關于牧村有待後談。日本投降後,還留在香港的非軍籍日人約有3,500個,他們首先被集中於九龍的威菲路兵營。後來10月又被解移到赤柱要塞的扣留所。據說這時候有幾個日本人作為翻譯被特許可自收容所外出,“這種安排乃是有些居港日本人被認定在軍政時期曾有顯著人道行為,所以才格外優待,給予這種許可的”。而這幾個日本人名單中,也有牧村敬次的名字。[67]很可能背後有恩理覺主教對牧村的特別照顧。這些非軍籍日人的大部分於1946年1月被送回到日本。

在戰後的香港,受到大陸內戰的影響,人口急劇增加。減少到3,000個的天主教信徒也在1年之間增加到33,000人。[68]1946年4月11日,中國的聖統制成立,香港教區由代牧區昇格為主教區,以恩理覺主教為首任教區主教邁出其第一步。

表1	日佔時期前後的天主教徒人口
地區	堂區*1	1940年*1	開戰之前	1943年*2	日佔時期末期
香港島	天主教大堂	3,140	21500*3	2,251	約3000*5
	聖若瑟堂	394		170
	灣仔堂	-		-
	聖瑪加利堂	3,217		775
	聖十字架堂	401		128
	聖安多尼堂	510		580
	露德聖母堂	346		227
	聖伯多祿堂	854		1,047
九龍	玫瑰堂	3,979		1,035
	聖德肋撒堂	4,722		1,013
	寶血堂	1,314		499
	聖方濟各堂	-
新界	西貢	676		-
	大浪	926		-
	元朗	803		(153)*4
	大澳	141		-
	荃灣			70
修會(包學校,設施)		1,358		-
其他(寶安,惠州,海豐)		13,545	-	-	-
總數		36,326	約 37,300*6	-	-
	*1:據 the Catholic Church Directory 1941
	*2:據 HK-DA/SI/B24/F2.
	*3:據 HK-DA/SI/B25/F2, 21st Jun. 1942.
	*4:據1944年11月提交的文件
	*5:據恩理覺主教發言, 參見本文註2。
	*6:據 HK-DA/SI/B25/F2, 22nd Oct. 1942.

表2　　日佔時期各修会人員的変遷
		1940年*1	戰前(1941年）*2	1942年6月*2	1943年*3	1944年3月*4
香港代牧區堂區神父 (修士) 總數		62 (1)
宗座外方傳教會 (Pontificial Foreign Missions Institute)	神父		56	33	-	31
教區修院	神父	-	-	-	1 (0)	-
教區修院	學生	31	-	-	13	20
巴黎外方傳教會 (Paris Foreign Missions)	神父		14	7	7	7
瑪利諾神父 (Maryknoll Fathers)	神父		19 (5)	〔13 (1)〕*5	〔2〕	〔2〕
耶穌會 (Soceity of Jesus)	神父		27	14	-	-
華南修院	神父 (修士‧教師)	6 (1)	6 (2)	4 (0)	4 (0)	4 (0)
華南修院	學生	69	66	53	53	32
崇真漢學院	神父 (修士‧教師)	5 (7)	-	停辦
利瑪竇寄宿舍	神父 (修士‧教師)	3 (0)	-	停辦
華仁書院	神父 (修士‧教師)	6 (5)	-	-	3 (14)	4
華仁書院	學生	1214	980	150	260	-
道明會 (Dominican Orders)	神父 (修士‧教師)	15(8)	18 (7)	16(6)	2 (1)	31
	修院學生	58	36	16	-	31
鮑思高慈幼會 (Salesians of Don Bosco)	神父 (修士‧教師)		-	-	-	10
	孤兒	-	-	85	78	91
修院	神父 (修士‧教師)	6 (12)	-	-	1 (4)	-
修院	修院學生	175	-	-	75	-
聖類斯工業學校	神父 (修士‧教師)	5 (6)	-	8 (4)	3 (14)	-
聖類斯工業學校	學生	1,007	-	-	610	-
香港仔工業學校	神父 (修士‧教師)	6 (14)	-	-	3 (9)	-
香港仔工業學校	學生	413	-	38	193	-
基督學校修士會 (Brothers of the Christian Schools)	修士	-	-	4	-	3
聖若瑟書院	修士	12	10	停辦
聖若瑟書院	學生	790	800	停辦
喇沙書院	修士	12	12	停辦
喇沙書院	學生	942	1000	停辦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修女	80	130	85	69	72
	學生	1490	1400	142	296	-
	孤兒,盲女等	-	-	276	237	422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修女	108	130	128	104	128
(Daughters of Charity of the Canossian Institute)	學生	4415	-	150	1684	-
	孤兒,盲女等	-	-	180	51	357
耶穌寶血女修會	修女	48	65	61	60	54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Sisters of the Precious Blood)	學生	1060	1016	70	683	-
	孤兒	-	-	-	980	63
瑪利諾女修會 (Maryknoll Sisters of St. Dominic, Inc.)	修女	28	28	〔10〕*5	0	0
	學生	643	-	停辦
安貧小姊妹會(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修女	18	19	19	16	16
	安老院	280	-	-	511	110
天神之后傳教女修會	修女	12	9	8	-	7
(Missionary Sisters of Our Lady of the Angels)	學生	177	-	200	-	-
加爾默羅跣足女修會(Sisters of the Discalced Carmelite Order)	修女	23	22	22	23	24
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	修女	11	-	〔9〕*5	0	0
(Missionary Sisters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學生	445	410	停辦
	孤兒	-	30	停辦
1：據 the Catholic Church Directory 1941* 2：據 HK-DA/SI/B25/F2, 22nd Oct. 1942. 3：據 HK-DA/SI/B07/F2. 1943年教務統計 4：據 HK-DA/SI/B25/F1, 27th Mar. 1944 5：〔　〕内表示在赤柱扣留營被扣留的人數

[1] 有代表性的書有如下 ; 謝永光《戰時日軍在香港暴行》,明窗出版社,1991年。同《三年八個月的苦難》,明報出版社,1994年。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三聯書店,1993年。張慧真,孔強生《從十一萬到三千》,Oxford University Pless,2005年。鮫島盛隆著龔書森譯《香港回想記》,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1年。小林英夫,柴田善雅《日本軍政下の香港》,東京,社會評論社,1996年。

[2] 田英傑編著,游麗清翻譯《香港天主教掌故》,聖神研究中心,1983年,p.252。

[4]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an Archives, SectionI, Box24-26

[5] 小林英夫,柴田善雅《日本軍政下の香港》,p.79。

[6] 謝永光《戰時日軍在香港暴行》,pp.104-118。同《三年八個月的苦難》,pp. 190-210。

[7] 東洋經濟新報社編《軍政下の香港:新生した大東亞の中核》,1944年,pp.97-99。

[8] 小林英夫,柴田善雅《日本軍政下の香港》,p.94。

[9] 謝永光《三年八個月的苦難》,pp.20-32。

[10] 小林英夫,柴田善雅《日本軍政下の香港》,pp.96-101。

[11] 東洋經濟新報社編《軍政下の香港》,p.284。

[12] 鮫島盛隆著龔書森譯《香港回想記》,p.57。

[13] Hong Kong Catholic Deocesan Archives, Section I, Box 24, Folder 3（以下簡記如HK-DA/SI/B24/F3）,3rd May 1943,7th Sep. 1943. 鮫島盛隆著龔書森譯《香港回想記》,pp.88-89。

[14] 香港占領地總督部報到部編《在香日本人の參考》,堀內書店,1943年,pp.13-19。HK-DA/SI/B24/F1, 18th May 1944 “memorandum De Cannosa Hospital”.

[15] 鮫島盛隆著龔書森譯《香港回想記》,pp.84-85。

[17] HK-DA/SI/B25/F2, 21st Jun. 1942. 當時的香港教區包括香港島、九龍、新界以及寶安、惠州和海豐。開戰之前的教區內所有天主教信徒有37,300個。

[20] 同上註18。Chu, Cindy Yik-yi,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Hong Kong, 1921-1969, New York, 2004, p.52. 就瑪利諾修會而言,至1943年1月,除了3位神父和4位修女以外的所有神父和修女以交換方式遣返本國或被釋放後離開香港。再至9月,1位神父和所有修女獲釋返國,2位神父則留在拘留營。參見田英傑編著,游麗清翻譯《香港天主教掌故》,p.240。

[22] HK-DA/SI/B25/F2, the Hong Kong News, 16th Apr. 1942.

[24] 1936年意大利占領埃塞俄比亞,成立東非帝國,奧斯塔公爵另有東非帝國副王的頭銜。1941年5月他投降英軍,1942年3月4日在於肯尼亞內羅畢的醫院逝去。

[28] Hong Kong Catholic Directory 1941, pp.58-59.

[32] HK-DA/SI/B24/F1,沒有記日子,但是由其他資料來判斷,它是附於1942年3月27日致外事部的書簡。

[35] 早於1942年10月恩理覺主教要求伊國政府以總督部將來給意大利修會的賠款為抵押貸給他們生活費。但是與駐廣州總領事的勾通也不順利,取得諾言之前需要9個月之多。HK-DA/SI/B26/F1, 10th Oct. 1942. 3rd Feb. 1943, 18th Feb. 1943.

[36] HK-DA/SI/B26/F1, 11th Jul. 1943, 30th Aug. 1943, HK-DA/SI/B24/F1, 16th Aug. 1943, 23rd Sep. 1943, 12th Oct. 1943, HK-DA/SI/B25/F1, 1st Oct. 1943

[37] 東洋經濟新報社編《軍政下の香港》, pp.215-220。小林英夫,柴田善雅《日本軍政下の香港》,pp.259-275。

[38] HK-DA/SI/B24/F1, 14th Mar 1944, 27th Mar. 1944, 10th May 1944.

[39] HK-DA/SI/B24/F1, 6th Jun. 1944, 16th Jun. 1944, 19th Jun. 1944. 由6月19日的書信副本上恩理覺主教所留下的筆記可知,至8月日方才將此問題向東京提及。至于日方最後有沒有提出支援,之後的文件都沒有提及。

[40] HK-DA/SI/B24/F1, 28th Mar. 1944, 5th Apr. 1944, 8th Apr. 1944, 18th May 1944, 23rd Dec. 1944

[41] 東洋經濟新報社編《軍政下の香港》,p.337, 339。

[42] 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p.137。

[43] 東洋經濟新報社編《軍政下の香港》,p.280。

[45] 張慧真,孔強生《從十一萬到三千》,p.51。

[46] 東洋經濟新報社編《軍政下の香港》,p.284。

[47] 張慧真,孔強生《從十一萬到三千》,p.53。

[52] 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p.127。

[53] 田英傑編著,游麗清翻譯《香港天主教掌故》,p.238。

[54] 東洋經濟新報社編《軍政下の香港》,p.285。

[57] 《香港東洋經濟新報》第一卷第三號(1944年8月),p.19。

[60] 田英傑編著,游麗清翻譯《香港天主教掌故》,pp.252-253。

[62] HK-DA/SI/B24/F1, 26th Jan. 1945, 11th Feb.1945, 19th Feb. 1945.

[63] 田英傑編著,游麗清翻譯《香港天主教掌故》,p.101。

[64] HK-DA/SI/B24/F1, 12th Apr. 1945, 18th Apr. 1945, 5th May 1945. 牧村此時提議將原為巴黎外方傳教會所有而當時日軍所佔的薄扶林的“伯大尼”以修女的居所交還,然而修女們拒絕此提議。

[65] 當時白米的配給已經只限於直接協力軍政的人,而其配給價格為軍票3圓1斤。1944年8月以後的柴火的配給價格為軍票0.5圓1斤。依此價錢算,10,000斤白米相當於60,000斤柴火。

[66] HK-DA/SI/B24/F1, 21st May 1945, 13th Jun. 1945, 22th Jul. 1945, 15th Aug. 1945. 同時恩理覺主教還要求為了意大利修會補償他們在九龍城曾擁有的田地,但是沒有達成協議。

[67] 鮫島盛隆著龔書森譯《香港回想記》, p.144。

[68] HK-DA/SI/B07/F2, “Statistiche 1945-1946”.